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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世存的新书一个人的世界史很像一本名人八

来源: 分类:都市 查看:0次 时间:2020年02月16日
余世存的新书《一个人的世界史》很像一本名人八卦故事集,1000多个20世纪的世界历史人物在400多页、 9万字的篇幅中轮番登场,喋喋不休。



余世存的新书《一个人的世界史》很像一本名人八卦故事集,1000多个20世纪的世界历史人物在400多页、 9万字的篇幅中轮番登场,喋喋不休。在大家印象中,余世存是研究中国史的,很少对世界史发言,但这次他要聊聊“话语如何改变我们的精神世界”。


在近日举办的新书发布会上,余世存说,从孙志刚事件到薄熙来事件,他产生一个疑问:改革开放 0年,为什么我们还如此迷恋僵化、固化的精神生活?作为知识分子的自己又能做什么?于是就有了这本书,“我要把我所知道的世界人物和世界历史介绍给读者,让我们学会‘在山寨里生活而仍然具备世界眼光’”。


在内容分类上,余世存并不着迷宏大叙事。如同《世说新语》的体例,前四章分别讲饮食第一、男女第二、人生第三、临终第四,就已经暴露了他的趣味。


“从个体出发,立足于个人的关怀来看待人类的文明,但也不遗漏20世纪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。”余世存说,“人类发展到今天,技术文明和政治文明在挟持我们往哪儿走。这本书多多少少会在两方面提供答案,一是文明的一种大的叙事,一是个人的小的悲欢离合。”


《一个人的世界史》用人物和他们的话语建构了历史的另一种版本。


例如,有人问霍金关于做研究的快乐,霍金回答:“做研究和做爱差不多,不过前者更持久。”


1972年,英国王子查尔斯与卡米拉初次相遇。那个晚上,卡米拉对他说:“我的曾祖母和你的曾曾祖父是情人,你怎么看?”


在印度,入狱曾是一个人耻辱的标志,但在甘地的运动中成了荣耀的象征。作家纳拉扬·戴赛记得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,他父亲做甘地的秘书,一次被抓进监狱,坐上警车后座时兴奋地喊道:“这次不会少于两年!”


图图大主教是南非领导黑人反对种族压迫的坚强斗士。他曾经说:“白人传教士刚到非洲时,他们手里有《圣经》,我们手里有土地。传教士说:让我们祈祷吧!于是我们闭目祈祷。可是当我们睁开眼时,发现情况颠倒过来了:我们手里有了《圣经》,他们手里有了土地。”


1945年,二战结束,带领英国人民走向胜利的丘吉尔却被抛弃了。他引用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话说:“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,是伟大民族的标识。”


余世存的一个朋友曾感叹,从非洲走出的智人经过了几万年的疏离和较量,他们的后代今天在网络世界里握手联谊,他们能消除彼此知识的不平等吗?他们能消除彼此心性心量的不同吗?余世存回答:“事实上,年轻人一代人早已在实践这一人类的情怀或目的。”


书中的人物都具有世界性,有不少曾被严重的污名化、妖魔化。“大概有2/ 的人被我们用‘资产阶级’‘唯心主义哲学家’‘反革命头子’‘帝国主义的老手’‘极端反共分子’等头衔称呼过。”余世存说,“我一直觉得,我们对世界史的关注和我们当下的状态有关。如果我们是自信、开放的,我们就应该用更平实的态度去对待这些人,看看这些人对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新鲜的东西,对我们的知识带来哪些增量。”


欧洲著名学者、意大利驻华使馆前文化参赞弗朗西斯科·郗士说,外国人看这本书会觉得不可思议,因为它反映了中国人是如何观察外国的人和事,“尽管包括我在内的外国人并不一定认同这种眼光或方式”。


比如,中国人把俄罗斯人、美国人、法国人、意大利人都统称为“外国人”,但作为一个意大利人,郗士并不觉得自己和俄罗斯人的相似之处比和中国人多,那为什么中国人要把我们意大利人和他们俄罗斯人相提并论?“这让我看到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。”


20年前,当郗士在北京街头散步时,来往行人盯着他的目光如同看到一个鬼怪,更别说交谈了——当时他也不懂中文。但仅仅过去20年,一切都已改变,“这让我有理由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和融化力感到乐观”。


现在,中国人喝起了咖啡、葡萄酒,而不是仅仅着迷于茶和二锅头。“在这个奇异的世界化进程里,余世存先生和其国人停留在了一个中间阶段——他们已经不复父辈、祖辈们的模样,但也没有转变成金发碧眼的纯粹外国人。”郗士说。


在郗士这样的外国人看来,这种非中非外的中间状态极为难得。他们能穿梭于两个世界,吸收并享受两边的精华。但事实上,余世存和他的中国同行并无喜悦之情:他们认为自己挣扎在两个世界和两种文化之间。这也许就是人类灵魂最深沉的悲剧——对自身命运永远怀有愤懑与哀思。


著名学者吴敬琏在本书的序言中写道:“事实上,洋务运动、北洋时代、国民政府主政的黄金十年……凡是中国快速发展的时期,都是开放的。梁启超说过,中国有着中国之中国、亚洲之中国、世界之中国的文明阶段。我们现在处在第三阶段的入口处,我们理应对国际社会的人物故事如数家珍,他们跟中国的历史一道构成了我们的文明财富,熟悉、了解她们,将有益于我们自身,有益于文明的健康发展。”


《一个人的世界史》的最后,由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压轴。汶川大地震发生后,德斯坦用中文在吊唁簿上一笔一画地写下“深切哀悼四川死难者”。他曾经说:“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与西方迥然不同。仅通过一些数据,我们不可能理解中国。中国毫无在全球攻城略地的野心,不像美国那样对世界其他地方兴趣盎然。此外,中国的形而上学思想也与西方哲学截然不同。所以,我们不应用西方的标准来‘思考中国’。中国不是价值观的输出者。”


(编辑:安莹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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